1．世界经济现曙光
    
    2008年11月25日，美国宣布再拨8000亿美元，用于解冻消费信贷市场、住房抵押信贷以及小企业信贷市场。12月16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联邦基金利率即商业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降到历史最低点，从1%下调到0～0.25%这个范围。2009年2月13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先后投票表决，最终批准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3月23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利用政府和私人部门资金，购买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以促进信贷恢复流动。具体措施是设立一个“公共－私人投资项目”，政府出资750亿美元～1000亿美元，与私人投资一起收购50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今后“有毒资产”购买额可能扩大到1万亿美元。6月17日，美国政府公布金融监管改革方案。7月13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6月30日的2008～2009财政年度的前9个月，美国联邦财政赤字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
    
    2009年，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携手合力，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全球主要中央银行多次降息并向市场注入巨额流动资金，一些国家央行则采取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大规模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
    
    2009年下半年，在各国应对危机措施的共同推动下，全球经济呈现好转。欧元区16国经济3季度恢复增长，结束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连续4个季度下滑的GDP3季度出现首次增长；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宣布GDP增长“保八”的目标不成问题。印度公布其2008-2009财政年度的GDP增长率为6.7%。已连续半年多负增长的巴西经济，2季度开始反弹。只有俄罗斯，因能源价格大幅下跌而经济严重下滑，其总统说，俄经济全年将萎缩7.5%。
    
    面对全球经济下滑趋势得以遏止、金融状况改善、零售业销售逐步稳定、消费者信心开始恢复等等迹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初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全球经济呈现复苏迹象且速度快于先前预期。但该报告同时发出警告：全球经济尚未稳定，各经济体采取停止动用公共财政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政策”为时尚早。11月初，G20财长会议达成共识，各国继续保持政策支持力度，以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
    
    2．气候变化
    
    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国际社会2009年密集磋商。2009年9月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次峰会旨在为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凝聚政治共识，注入政治推动力。
    
    联合国2009年气候变化首轮谈判3月底至4月初在德国举行。主要为确定发达国家2013年～2020年的温室气体量化减排目标,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并提供资金而做出具体安排。此后6月至11月间，又先后展开4次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
    
    2009年12月7─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有来自世界各地192个国家参加，参与人数超过15000人。本次会议还是《京都议定书》签字国第五次会议。根据“巴厘路线图”的决定，本次会议将诞生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因此，本次会议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经过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大会在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后闭幕。
    
    科学统计，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间，发达国家的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77%。而据世界能源机构（IEA）统计，2005年OECD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1吨，美国为19.5吨，分别为世界人均排放量及中国人均排放量的3倍和5倍。实际上，占世界人口大约1/6的发达国家，其当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依然超过占世界人口约5/6的不发达国家排放总量。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存在两大争执：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极力将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拉入减排范畴，发展中国家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部分发达国家有意终止《京都议定书》，另搭新框架，遭到发展中国家共同反对。二是发展中国家期望到2020年发达国家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排40%，但目前发达国家提出的指标与此期望相去甚远。发达国家既不愿承担更多减排义务，也不兑现对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
    
    胡锦涛在9月22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紧迫而又长期的任务，事关人类生存环境和各国发展前途，需要各国进行不懈努力。当前，我们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应该坚持以下几点：第一，履行各自责任是核心；第二，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第三，促进共同发展是基础；第四，确保资金技术是关键。胡锦涛指出，今后，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气候变化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也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2009年是以控制全球气候变化“博弈年”而载入史册的。这一年来国际社会围绕节能减排、阻止地球变暖而展开的空前博弈，尤其是哥本哈根峰会上的博弈，说明国际社会在要不要减排问题上已形成共识，这正是哥本哈根会议的最大成就。
    
    要真正实现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减排，达到控制地球变暖的崇高目标，不能不考虑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减排义务、责任这一现实，这也正是人们认识世界减排议题的逻辑起点。因此，无论是从历史累积责任看，还是现实责任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应该自觉承担起世界减排和控制全球气温上升的首要责任和义务。这一点也正是2009年以及哥本哈根峰会上全球气候控制大博弈的关键。
    
    面对环境气候等战略性问题，发展中国家真诚地加入到了全球减排队列。但发展中国家不能放弃通过积极发展而消除贫困的战略。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既要减排，也要发展，在发展中减排，在减排中发展，而要二者兼得，就要有巨量资金投入及尽量采用新技术。因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以助其减排、发展也是题中之义。从2009年的博弈看，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援助方面不够慷慨，明显缺乏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其消极后果是，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要求很难不被后者认为过于苛刻，很难不被认为是旨在“谋杀”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和发展机会，以及很难不被认为是借减排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进而恢复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这一点显然是2009年全球气候控制谈判进程未能取得更大进展的重要原因。要实现公平、公正、可持续的长期减排目标，真正有效地控制地球气温上升，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要切实承担责任而不是作秀或推诿，不是试图以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削弱其竞争力的方式谋一己之私。发达国家不但自己要以实际行动带头大幅减排，还应以大规模提供资金、技术等方式帮助、鼓励发展中国家更积极、以及更有能力边减排、边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坚持发展权的同时，也要看到，以实际行动参与节能减排，边减排、边发展，有效控制地球气温上升，符合历史前进方向，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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