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考研迫在眉睫，为了帮助文学类考生能更好地复习专业，跨考老师抽取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近几年文学类专业部分基础试题进行解答，帮助考生准确把握薄弱环节，找准做题思路。
    
    ● 略论性灵理论的源流演变。（北大2005年古代文学专业基础试题  简答题）
    
    答：“性灵说”始于老庄的“虚静说”和老子的“婴儿说”，在魏晋玄学时期表现为抒发情性自由，追求人生快乐的美学。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和陶渊明。
    
    “性灵”出现于文论中始于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第一次提出“性灵”概念：“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里“性灵”当解释为心灵、精神乃至宇宙本体意识。由于佛教心性说的影响，南朝文学家对“性灵”的使用趋向于对主体心灵和精神本体的探求，超越了单纯的缘情而走向审美创作的路向。
    
    明代“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作为李贽弟子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提倡的“性灵说”正是由此而来。其文艺主张为：标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文艺上反对前后七子倡导的复古模拟风气，主张“穷新极变”；标举抒发“真性情”，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打破了传统的轻视民间文学的封建阶级偏见，大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其流弊在于容易流于浮浅等。
    
    清代“性灵说”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代表人物是袁枚。由于袁枚等倡导得力，“性灵说”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称清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同时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流派之一，影响深远。
    
    ●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北大2005年古代文学专业基础试题  论述题）
    
    答：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其小说创作从人的个体生存出发，展现了个体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悲哀，独具特色，主要表现在：
    
    首先，自叙体的小说模式。这是郁达夫受卢梭“自传式的创作”和日本“私小说”写作影响的结果。郁达夫的小说基本上都是自叙传形式的小说，内容大多取材于他本人的情感和经历，其特点是大胆地暴露自我，赤裸裸地暴露解放者的人性。如《沉沦》的主人公“他”，在特定的环境里养成忧郁、多疑、自卑、多愁善感的性格，尤其在男女两性关系方面更是如此。“他”是在“五四”以后首先冲出来的青年，但在特定的环境中却受到严重的压抑，导致性格变异。
    
    其次，沉郁感伤的基调。感伤情调作为郁达夫小说的一种风格，其背后的原因是他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集中地体现在其笔下的“零余者”身上。如《沉沦》、《迟桂花》等小说中的主人公，共同构建了郁达夫笔下的“零余世界”。他们一般都是下层知识分子，被社会排挤，政治地位低下，生活困窘潦倒。他们的结局往往是因极度的失望而颓废堕落，甚至走上绝路，终至“沉沦”。作为作家的“自我”代言人,“零余者”形象以其苦闷感与多余感，揭示出被“异化”的悲剧命运。这正是当时许多青年人所患上的“时代病”，其症状就是抑郁、苦闷、孤独、绝望。
    
    最后，强烈的抒情性。郁达夫的小说不以叙事见长，抒情性是其小说的重要风格特征。一方面，以小说主人公情绪的流动来带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如《怀乡病者》；另一方面，小说通过人物独白和反复咏叹等方式来抒发情感，如《沉沦》。
    
    ●山药蛋派（人大2006年文学综合卷现当代文学部分   名词解释）
    
    答：20世纪40年代初，山西作家赵树理坚持用大众化、通俗化的手法，写出了一批关注农村农民的优秀作品，这种带着乡土味的“土得掉渣”的创作方法，被文学界称为一种流派——“山药蛋派”，赵树理也因此成为“山药蛋派”的鼻祖。其代表作品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山药蛋派”的主要特点：一是文化大众化，将文学还给了人民；二是建立了一种清新、朴实、自然、俭省的民间语言；三是坚持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民生。
    
    ●谈谈《三国演义》的悲剧性。（人大2006年文学综合卷古代文学部分   简答题）
    
    答：《三国演义》的悲剧性可概括为三重悲剧：命运悲剧、时代悲剧和道德悲剧。
    
    首先，“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命运悲剧。作为命运悲剧，《三国演义》总体上笼罩并在各个局部浸透着一种神秘而令人敬畏的天命观念。主要表现为：（1）天道循环。卷首清人毛宗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概括，把作品置于天命循环的历史观念之中。（2）天命难违。如诸葛亮神机妙算，上方谷火烧司马懿眼看成功却天降大雨，功亏一篑。（3）天理报应。作品中不仅用种种灾异宣扬天意，昭示个人凶祸，而且善于通过“梦”、童谣等来预示。如曹操梦三马同槽，后有司马氏篡权；董卓死前有童谣暗示等。所有这些都渲染了人物不能自主其命运的悲剧氛围。
    
    其次，“治久必乱”的时代悲剧。作为时代的悲剧，《三国演义》真实描写了汉末的纷争和众生的苦难，展现了战乱中民众的悲剧性画卷：如董卓围杀百姓，焚烧其头，其残忍令人发指；即使仁君贤相也只是驱百姓于死地，如虢亭之战，蜀兵死尸重叠。
    
    最后，“苍天有意绝炎刘”的道德悲剧。作为道德悲剧，《三国演义》反映了千百年来中国人苦苦追求和向往的“仁政”思想的幻灭。《三国演义》中强化了刘备集团的道德优势，使其更符合广大民众的道德理想和要求，是善的象征，而曹操集团则无疑是恶的象征，但仁德的刘备集团却屡败于曹，仁君不胜奸雄，权诈欺骗了正义，以封建道德为核心的“仁政”理想就这样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彻底粉碎了。
    
    ●《草叶集》（北师大2007年文学大综合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部分   名词解释）
    
    答：《草叶集》是19世纪美国作家惠特曼的浪漫主义诗集，共收有诗歌三百余首，诗集得名于集里的一句诗：“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草叶集》是惠特曼一生创作的总汇，也是美国诗歌史上一座灿烂的里程碑。作品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反映了19世纪中叶美国的时代精神。诗人站在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讴歌美国这块“民主的大地”。
    
    ●试论述中国古代文论的三大话语系统。（北师大2007年文学大综合文艺学部分  论述题）
    
    答：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包含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和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三大话语系统。试述如下：
    
    1．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
    
    这派文论观念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或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其内部有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2．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
    
    这派文论观念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形成的，其核心范畴有：（1）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其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2）远。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3）韵。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
    
    3．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这个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它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同样是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至清朝，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内容：（1）文体论。（2）创作技巧、技法。（3）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